查全性 人物经历 研究领域与兴趣 中科院院士

人物经历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历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教授、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届常务理事。专于电化学。

1977年首次提出“恢复高考”建议。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1979-1984年期间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先后担任《化学学报》、《高等化学学报》和《物理化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编委。

研究领域与兴趣

近五十年来一直从事有关电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电极/溶液界面的吸附、电化学催化、半导体电化学、高比能化学电源、燃料电池、生物电化学等，迄今已在中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200余篇科学论文。其中表面活性剂吸附规律、电化学催化等工作于1987年获得中国自然科学三等奖。所著“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国电化学界普遍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

社会贡献

恢复高考

查教授的另一个伟大的人民永远不会忘怀的贡献就是在他的积极强烈的建言之下，邓小平同志的全力支持之下恢复了停止了十几年的高考。是中国的教育走向了新局面。

被称为“恢复高考第一人”

1977年8月，正值武汉盛暑，查全性被告知要去北京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在这个由邓小平同志亲自组织并全程参加的会议上，临时参会的查全性第一个大胆谏言恢复高考，并且促成了小平同志最后的拍板。[1]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发言感动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员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查全性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十六字方针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都点头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恢复高考就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这次座谈会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感染了邓小平，推动了高考政策的提前推出。

查教授的大胆建言，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学子们重新感受到了曙光的照耀。

研究成就

近五十年来一直从事有关电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涉及电极/溶液界面的吸附、电化学催化、半导体电化学、高比能化学电源、燃料电池、生物电化学等，迄今已在中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200余篇科学论文。在六十年代初研究表面活性物在电极上吸附的方法，70年代中在燃料电池和空气电池的研究中，对气体电极(氢、氧)&127;催化剂和多孔气体扩散电极的极化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

在对空气电极表面上固体析出(“冒盐”)和液体析出（“冒汗”）机理研究的基础上，制出了长寿命气体电极和组装成功200瓦氨空气燃料电池系统，曾在微波中继站使用。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光电化学催化、高比能锂电池及生物酶电极研究，并创建了适用于研究粉末材料电化学性质的粉末微电极方法。其研究成果：表面活性剂吸附规律、电化学催化等工作于1987年获得中国自然科学三等奖。所著“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国电化学界普遍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

家庭生活

查全性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查秉钧为清朝翰林，“这是当时最高的学术职称，相当于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吧。”后来外放当了个知县，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时，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查全性的父亲查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愿做官，致力教育。查谦赴美留学，选择了物理学作为主攻方向。首次采用蒸发型铂片研究了光电效应的不对称性，界定了不对称性发生的条件，消除了因不对称现象而引起的与量子论的矛盾。同时还指出以光电效应方法测定普朗克常数的正确途径，成为物理界的后起之秀。

人物其它

人物相关

作为首部描写1977年高考恢复始末的影片，《高考1977》在2009年上映时，他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由于他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在首映式的最后，所有人向查老深深鞠躬，表达感激之情。《高考1977》的导演江海洋不无动情地说：“感谢査老还给自己选择命运的权利！”

查全性：小平同志如何拍板恢复高考

1977春夏之交，在小平同志复出后亲自组织并全程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第一个大胆谏言恢复高考，不仅为当时绝大多数赞成恢复高考并为中国高等教育甚为担忧的学术界人士的积极谏言抛砖引玉，而且促成了小平同志最后的拍板，这也为近三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胜利果实撒下了最初的种子。

在1977年的时候，敢说，在学校里工作的或者熟知学校情况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站在恢复高考这一边的。自己也是在学校长期工作的，只是有幸碰到这么一个机会与小平同志一起参加这个座谈会。小平同志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很果断地就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假如不是小平同志同意，恢复高考的这个事情还是做不成的。

科教工作会议前后经过

1977年8月会议前夕，正值武汉盛暑，当时在武大党委任职的崔建瑞和蒋蒲二位同志约去行政大楼谈话，告知赶去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对会议的内容并无所知。随即购了机票于第二日下午飞赴北京，由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武大教师刘道玉接去北京饭店。住下后见到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教育界的旧友或知名人士，都是学理工农医的。

参加那次会议的人，从会上发过的参会名单来看，大部分人，至少四分之三或者五分之四的人都明显比大，当时是五十二岁，恐怕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岁，而且当时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或者是教育家，当时也只是一个副教授而已。名单上列出的科学教育界代表共三十人，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黄家驷、童第周和张文裕三人。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各五人，其中雍文涛实际未参加，政治研究室三人，其中胡乔木实际未参加，及教育部和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四人。

此外，新华社记者顾迈男和余志恒也参加了会议。有人称郭沫若参加了会议，纯属误传，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参会人员名单上，他也未曾在会上露过面。8月8日全体参会人员拍过一张大集体照，从中可见到绝大部分参会人员。据记忆，在座谈会上未拍过其他照片，包括新华社记者也未出示过相机。

当时发言的大纲就是几页纸，是在会场上写的，内容跟后来谈的基本都是一样的。会上前后共编发过十几期“简报”，全面而忠实地记录了座谈会的经过，认为这套简报应该是了解座谈会情况的“首选参考材料”。

那么为什么当时敢于提出来恢复高考的建议呢？觉得有两点。一方面，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8月初了，那个时候虽然拨乱反正才刚刚开始，但是情况和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四人帮也都被抓起来，所以觉得当时形势已经不同了。觉得这是主要的一方面，说老实话，假如说感觉到说出来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对自己有很大的冒险的话，那可能也不会提出来了，所以说与当时的形势还是有关的。

另外一方面，在一起开了几天会，感觉到了小平同志还是很诚恳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对这个印象很深。他很理解，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比要大得多，他很少发言，就是在听的，他要是哪天不来，就放假。所以，感觉到：第一，他很有诚意；第二，觉得的确是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中国高等教育非常重要。就是碰到这个机会了，深深的感觉到假如错过这个机会，非常可惜，这是的真实思想。当然有一点冒险，不是完全没有的，但是觉得还是值得的。

后来有的人在谈话或者写东西的时候，曾经说邓小平同志说“讲得好”，但是记不得这一句话了，也可能是自己比较激动就没有听见。这个话是别人有过报道，但是没有听见，至少记不得了。发言之后，大家争着发言的人还是很多的，比之前要活跃了很多，简报上面是这样描述的：“插话踊跃、情绪热烈”。

国务院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参加会议的一个女记者跟说：“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一个大炸弹，很快全北京都传遍了！”还有一个姐夫，在财政部工作的，长期在北京，因为当时在这些人中间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了，他后来跟说，很多人都在打听，因为知道的人不是很多。至于考生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情绪，后来几周年之后，在报纸上也看到了好多考生发表的他们的心情，他们表现得很激动，也有一些很动人的情结，有些话也是没有想到的。不过，直接跟谈的并不多，他们不知道在哪里。

在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主任期间，体会到，像77级、78级和79级进校的这一批人，他们深受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上学的这么一个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知识面也有缺陷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非常主动的去学，这是多少年来非常少有的。

那么为什么这一批人考得上呢？当时的考题现在来看非常简单，但是都是八年、十年没有上过学的人，尽管考题简单，但是答好这些考题的人一定是刻苦自学的，这说明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当时的录取比例还是很小的，因为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招进来，那么招进来的这些人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

会议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问题

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了许多问题，小平同志也有过许多重要的言论。由于本人来自教育战线，对有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内容更感兴趣，也记得最清楚。当今社会上有一种片面的看法，似乎认为“科教工作座谈会”就是“恢复高考”。诚然，1977年恢复高考是高等教育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但座谈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绝不只限于“恢复高考”。认为，座谈会上至少涉及并基本解决了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问题。

第一、解放后十七年高等教育的路线是非（即所谓十七年是“红线”还是“黑线”？）

第二、促成当年恢复高考；

第三、如何看待当时流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

对于教育界“十七年功过”的问题涉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功过的基本估计，这是在当时经历多次而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最严重的“紧箍咒”。1977年夏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时，虽然“四人帮”已倒台，但“两个凡是”的巨剑仍然高悬，对“文革”仍未定性，小平同志在8.8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现在差不多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几句话可谓“斩钉截铁”、“一锤定音”，不仅当时消息传出后全国科教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此后三十多年也不曾再出现过有关“十七年功过”的争论。这对全国知识分子无疑是丢了一个大思想包袱，从此享受“是自家人”的亲切待遇。因此，认为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十七年功过”问题是科教工作座谈会的首要成果。

对于恢复高考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座谈会的主要功绩并不是“首倡恢复高考”而是“促成当年恢复高考”。座谈会前的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和中央同志谈话时就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对于后一点，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同志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会议上提出来之后，很多老先生都赞成，后来小平同志就说了一句：“好，那就恢复高考！”但是后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今年可能来不及了。”

听了这句话有点急了，又发言说：“还来得及！”。后来小平同志听了这个话之后，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不是还来得及？”他回答小平同志说：“只要收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明确指示：“好！就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真正开始准备恢复高考，那已经是9月份了，当年到11月份才进行考试，也是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2009年《高考1977》这部电影去上海参加了首映式，它主要也是反映了青年下乡务农的时候听说有高考然后参加这次冬季高考的经历，当然这也是一个方面。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反映中国领导的艰难决策过程，在农村的这些问题相对比较小，真正的问题是几次召开会议，真正做出这个决定才是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小平同志拍板这一片刻虽已过去三十多年，每忆及此，心情仍然无比激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变的话，就算恢复高考仍将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全面推行“半工半读”，学校里面开始恢复招生工作，一直到1977年，始终是按照“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记者注）招生，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是时间问题。

“工农兵学员”是三年制，因而“半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显然不足。其次，“学工”时能接触到的事物显然有一定的限制，而“半读”要结合“半工”进行，就往往以“以偏概全”，以至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另外一方面，工农兵学员未经过考试，知识水平普遍偏低，而又严重不齐，因此很难组织真正有成效的高等教育。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口号，使得整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个时候不但没有淘汰制度，像是留级制度，或培训制度等等，而且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这个口号实际上是要求按照文化程度最低的那些人来组织教学，保证他们不掉队，那么大家都得从很低的地方开始，那这就不是大学了，所以高等教育就没有办法办了。

小平同志在8.8讲话中也未曾提及这个问题，座谈会上也未曾仔细讨论，在简报中好像也未曾报道。但是大约在8月7日的一次讨论中，参会人员曾与小平同志有过涉及“半工半读”的对话。记得曾向小平提出过：“今后半工半读还搞不搞？”。小平同志当即明确回答：“全日制高校不搞半工半读”。这个回答得到参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座谈会后回到武汉大学的第二天，武大党委就要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传达科教工作座谈会情况。

着重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传达了对“十七年功过”、“恢复高考”和“半工半读”几大问题的指示。估计其他参会人员回校后也做过类似的传达。从那时起，似乎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在全日制高校是否搞半工半读的议论了。因此，可以认为转变是从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的。

科教工作座谈会可以看作是相对于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哨战”。在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而言，座谈会上小平同志已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以至在此后开展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几乎已不再需要花大力气重复讨论这些问题了。由此可见，科教工作座谈会的确是一次极富有成果的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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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建党90周年

这个党，经过了九十年了，所取得的成就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记得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就觉得真的快要做亡国奴了，这是的的确确的，不是现在故意要这样讲的。那个时候也不会看地图，就看着日本人到了哪里，接着又到了哪里，想到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一点远了。从当时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强国之一了，这的确是一个翻天地覆的变化。

尽管也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是绝对不能忘记是从什么样一个情况才到了今天。当然，应该让的中国坚持一个从科学文化到哲学，到各个方面，都真正达到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的标准，这样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可能当初还没有估计到这么复杂。

但是，在人类发展当中，九十年实际上还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非常希望，也有信心，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个开始，但是是个好的开始，相信再过九十年，或者一百年，中国会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所有人都没有什么顾虑，幸福的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