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爱玲 基本概述 喜结良缘 中国女慈善家

基本概述

卢爱玲，原名卢淑华，岭南才女，出身名门望族之家，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熏陶，对她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1]

卢爱玲祖父

卢爱玲祖父卢礼屏，，关心乡土，体悯民生，热心家乡公益，扶危济困，出资修祠堂、修祖坟，发迹后捐资助建虎门溥善堂、育婴堂。光绪四年（1878年）香港淫业日炽，导致内地妇女不断被拐骗入港，逼良为娼。卢礼屏联合在港东莞籍诸商家上书港督轩尼诗，多方奔走，促港府制定《华人保良会保护妇女及幼童章程》。成立了保良局，卢礼屏被推举为首届总理，保良局“保赤安良”，严惩卖淫，救助流离失所，贫病交加者。卢礼屏的善举，影响深远，口碑极佳，引领和推动了当时香港整个慈善事业！

喜结良缘

邂逅贝聿铭，良缘一线牵

在人的一生当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往往会有其必然性，但也带有很多偶然性，很多时候职业与爱情都带有这种倾向。

1935年8月13日，年仅17岁的贝聿铭搭乘美国远洋班轮“柯立芝总统号”，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贝聿铭遵照父亲贝祖诒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他后来还是违抗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至于选择什么职业，去学什么专业，对于贝聿铭来说显得有点模糊，但是，痴迷于美国电影的贝聿铭，已经被美国校园电影《大学幽默》所诱惑，美国在遥远的世界另一边向贝聿铭召唤。

1938年暑期，在美国留学的贝聿铭赴纽约度假。一天，他去中央火车站接一位华人联谊会的成员，出人意料的是，当潮水般的人流从车厢中涌向站台的时候，贝聿铭看到朋友从火车里带出一位貌若天仙的中国姑娘。一番寒暄之后，贝聿铭知道姑娘叫卢爱玲（后来她按照英文习惯改名为艾琳）①，卢爱玲也知道了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建筑专业。更巧的是，卢爱玲父亲卢宝贤191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来不断发展，成为著名的工程师。

卢爱玲此行赴美，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要去当时在出身高贵的中国妇女之间名噪一时的名校卫斯里学院（宋庆龄、宋美龄、冰心均是该校毕业生）上学。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久居校园，贝聿铭周围大都是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的女子，早就有了审美疲劳的感觉，突然见到光彩照人的卢爱玲，顿时如沐田野清风，不由得双眼发亮，被卢爱玲高贵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于是抱着博得美人芳心的想法，颇显殷勤地提出要开车送卢爱玲去波士顿。很有个性的卢爱玲不愿意搭乘陌生人的汽车，同时以自己已经买好了火车票为由，婉拒了贝聿铭的好意。后来，当贝聿铭得知她乘坐的火车因飓风在哈特福德耽搁时，便打电话逗她，并要求和她约会。

自从与卢爱玲有了一面之缘后，贝聿铭心里便有点放不下了。卫斯理学院在波士顿西面，相距不远，于是贝聿铭经常与卢爱玲约会。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逐步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个时期，在美国历练了几年的贝聿铭已经具有很明确的求学目标和努力方向。宾州大学以图画讲解古典建筑理论的教学方式使贝聿铭大失所望，经他观察，感觉距麻省理工校园不到一英里的哈佛建筑学院，在不满古典装饰艺术风格的学生眼中，已成为最前卫、最进步的学院。当其他学院仍挣扎着企图摆脱巴黎艺术学院派时，哈佛已全心拥抱所谓新建筑。

1940年，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他一份奖学金，但是当时欧战爆发，爱默生院长要求他留在剑桥。贝聿铭接受老师的建议，并在史威工程公司（Stone&Webster）担任绘图工作，这家位于波士顿的工程公司，战时承接的和约包括第一枚原子弹的制作。1941年12月7日，贝聿铭正开着他的雪佛莱车时，车上收音机传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听到美国将对日宣战，让贝聿铭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段时间，贝聿铭持续与卢爱玲约会，两人还曾在暑假里开车一同去过西部，到丹佛城外的科维拉多矿业找贝聿铭的弟弟贝聿昆。尽管两人感情日深，但卢爱玲不愿在四年学业未完之前结婚，于是贝聿铭只好等到1942年6月20日，也就是卢爱玲在卫斯理学院毕业典礼后的第5天，在纽约水上公寓，建筑师威廉·劳伦斯·波斯姆莱的住宅（WilliamLawrenceBottomley）举行婚礼，那是美国东北部最富丽的住宅区之一。证婚人是中国驻美国总领事詹姆斯·余。贝聿铭与卢爱玲通过4年多的热恋，终于牵手结为伉俪，真正写成了才子配佳人的爱情故事。

入美籍

战火阻隔回乡路，无奈之下入美籍

贝聿铭早在1940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原本打算回国，但现实迫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经过1932年“12·8”事变之后，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阴谋愈来愈狠毒。1937年，上海已陷入全面战争。战事持续，上海已经沦陷，城里一片死寂。在无情战火的摧毁下，大楼商厦、银行饭店均成为一片废墟。曾经流光溢彩的大上海，出现了沧桑的容颜，步入了风雨飘摇的岁月中。

1942年7月，卢爱玲与贝聿铭度完简短的蜜月，便重返坎布里奇。爱玲报名参加了哈佛研究生设计院的园林建筑项目。一天晚上，在吃晚饭时，爱玲的一位教授催促贝聿铭报名去格罗皮厄斯亲自教授的研究生设计室工作，在此之前贝聿铭一直没有考虑过要进哈佛学习。但是第二天上午，贝聿铭就离家去了哈德纳特院长的办公室，到那时，贝聿铭不得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爱默生院长。

在普林斯顿时，爱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定中”。初为人母的劳累与重负，使爱玲放弃了在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业；但是凭着她敏锐的目光和对人物个性的精明判断，爱玲成了贝聿铭最亲密的顾问，最得力的助手，最难得的知己。在贝聿铭事业成功的背后，正因为站着这个不凡的女人。

有人说，一个男人的品位在于选择妻子，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也就决定了你将来的事业成就。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写《菜根谭》的洪应明就说过“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大文豪莎士比亚一生写下了众多精彩的戏剧，但是他的婚姻观却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因为他明悉婚姻道路的艰难，更了解生活会耗损爱情。人活这一辈子，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必须要的？真正需要的就是良好的心态和闲适的心情；比如娶一个好女人，就能赋予一个男人良好的心情，让他轻装上阵，只有家庭和睦，心态健康，爱情才能在事业上助人成功。

1945年，日本投降几个月后，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贝祖诒和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起再度来到美国，请求美国务院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撑战后中国货币。贝祖诒在纽约时，医生在他的肺部查出一块放射性结核区。贝聿铭夫妇强烈要求父亲留在美国接受隔离治疗。然而中国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求他立即回国。在同盟国庆祝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同时，蒋介石政府和共产党军队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开始了内战。

紧急的政治事件迫使贝祖诒离开了美国，却让他的儿子留在了美国这块安全地带。贝祖诒信奉孔子的教诲：“千金之子，不死于途”。

1945年初，贝聿铭一家回到坎布里奇，住进校外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每当闻到花市的芳香，爱玲与聿铭就似乎回到了故乡园林缤纷的色彩和馥郁的香气之中。祖国像遥远的行星引力那样使他们梦牵魂绕。1946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取名“建中”，从孩子的名字里，不难看出贝聿铭夫妇的报国之志。爱玲与聿铭从来没有费神去教小定中或小建中说中国话，因为他们一直假设孩子可以回国后再学中文。

夫妻俩都一样，当初到美国求学根本没想到会留下来。但是后来因为战事不断，不得不留下来，留下来似乎是很幸运的，但对卢爱玲夫妇来说，留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家人在中国，要割断联系是很痛苦的。好在这一时期，贝聿铭在经历诸多的考验与磨砺中，开始在建筑界崭露头角了。爱玲一家搬到纽约两年之后，她们夫妇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山地（译音）。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卢爱玲的家庭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卢爱玲和丈夫一直保留着那份日益渺茫回归中国的期望。自己孩提时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国内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作为正常流动的海外关系，已经上升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他的家庭背景和叔叔贝祖元的遭遇和家族财产被没收。1955年退伍军人节②那天，贝聿铭和卢爱玲及其他人一起排成纵队进入纽约波罗广场。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朗诺乐在第二台基后面搭起的平台上，带领聚集在那里的10000名移民举行成为美国公民的宣誓仪式。对于这次经历贝聿铭与卢爱玲可说是百感交集。

踏上故土

乡情魂牵梦萦，终于踏上故土

对于海外游子来说，大陆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已经让他们颇感无奈。正当游子们苦苦等待的时候，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卢爱玲与丈夫贝聿铭一同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信号。听到消息后，卢爱玲发现丈夫异常兴奋，他在工作室来回走动，激动万分。他问在场的员工：“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两三年后你们就能去中国啦！”

果然不出所料，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后不久，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麦克斯·厄巴恩说他想去中国，当时很多人都笑了，感到不太可能。

麦克斯·厄巴恩主席还是向中国建筑师协会主席发了一封信，当时厄巴恩根本不知道北京是否拥有这样的机构。但1973年8月，厄巴恩竟然收到了中国政府热情友好的邀请函。

1974年4月，卢爱玲与丈夫贝聿铭随代表团一行从香港火车站登上“杜松子酒和奎宁水特快”来到边境。英国卫兵给他们的护照打上“离境”（departure）的戳记。拿着护照，爱玲内心感慨万分，面对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竟然成了“外籍入境”。代表团顺着“去中国个手写体路牌，穿过一道绿色出入口，走过一座横跨在一条浅水河上的木质铁路桥，来到了深圳边境站。那里站着身穿卡其布中山装、帽子上缀着红五角星的年轻卫兵，他们用绿茶和香烟招待美国客人。

因为是随团出行，所有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卢爱玲与丈夫贝聿铭跟随代表团，在翻译和政府代表的陪同下，乘坐飞机或火车软卧包厢走访了十一个城市。夫妻俩离开故土近40年，这是第一次如此亲密地与故土亲近。每到一处人们都把美国客人当作要人接待，而且还都有建筑师代表团迎接他们（有一次是凌晨3点）。主人照例用茶和香烟招待客人，还说上许多溢美之词，然后带客人去参观当地的学校、幼儿园、住房项目、工厂和公社农场等。

晚上，代表团成员作为政府嘉宾住在为外国人专门准备的宾馆中，而且安排在专门的餐厅单独吃饭。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很少见，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更是稀奇。卢爱玲记得当时到深阳中心广场散步，代表团一行不仅有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白人，还有像罗伯特·麦迪逊那样的黑人建筑师。

人们对他们十分好奇，像是遇到了外星人一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围观者。但是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卢爱玲，当时国内在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之下，人们已经习惯强制性的简朴打扮，把个性的服饰当作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思想。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爱玲看，爱玲确实是高雅迷人，她穿着颜色柔和的老式旗袍，尤其是细心的女人们，她们看到爱玲的外表和举止时真是目瞪口呆。每到一处，女人们都被爱玲所倾倒，投来的目光不仅仅欣赏，还有羡慕。

爱玲夫妇商量，为了确保代表团能有机会参观到一般外宾所不能看到的历史胜地，更多地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终于让代表团走进了洛阳郊外已有1500年历史的佛教石窟，在秦始皇陵墓外面发现的以面朝东的战斗队形埋葬的与真人一般规模的兵马俑，让随行的美国建筑师惊叹。卢爱玲与贝聿铭对语言有良好的感悟力，两人都能说好几种中国方言。两人多次纠正翻译的失误，她在大街上与群众谈笑风生，走进呆呆打量他们的人群，用传统的中国方式和孩子们打招呼，与孩子们的父母握手。

为了见到分别几十年的叔叔贝祖元，在上海参观期间，贝聿铭与卢爱玲悄悄从代表团中溜出来，在锦江饭店终于和阔别数十年的叔叔贝祖元见了面。亲情血脉在这一瞬间急切地流淌，叔侄俩含泪拥抱，久久不愿分开。两年前在这家饭店，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报》，从此，中美之间展开了新的篇章。

女强人

妻良母，亲朋眼里的女强人

常言道，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不凡的女人。对于贝氏家族来说，卢爱玲不仅仅是哺育了三男一女的普通母亲，而且是一位难得的贤内助，一位大功臣，一位智囊团和得力助手。儿子贝庭中长大后形容母亲是“父亲的秘密武器”。

卢爱玲几十年默默做着幕后英雄，助丈夫成功，育儿女成才，无论你翻找报章，还是搜遍网络，关于卢爱玲的记录均是只言片语。她低调为人，踏实做事，她是一位行事谨慎的女性。1989年，《名利场》介绍她丈夫时，她拒绝为文章拍照，她觉得煽情炒作，张扬出名毫无好处，一些逢场作戏的恭维与虚名会弄得你心浮气躁，对个人的事业极为不利。

熟悉中西文化的卢爱玲，与丈夫一样，没有被夹击在两种文化中间无所适从，而是潇洒地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获得新世界的同时保存了原来的世界。当国内发生革命战争使她和丈夫滞留在美国后，卢爱玲吸收了西方生活的精华。20世纪70年代，她家搬进东河东岸上游萨顿小区的一所城区住宅，在住宅的布局摆设中，同样可见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庞大抽象的玩艺儿，也有滑稽的中国工艺品，聿铭与爱玲都崇尚中国旧式家具所代表的生硬的等级秩序，夫妻俩不经意间养成的高雅气质，明显带有欧美特色。

当有人问起贝聿铭夫妻哪一部分仍然原封不动保持中国模式时，女儿贝莲说：“爸爸特别精明。他有着迷人的魅力，使他比我母亲更令人费解。母亲的思维方式比较西方化，她觉得顺眼的人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而爸爸很会看人——他的思想总是领先于谈话内容，他从不显山露水，他总是不露声色地思考……美国给了爸爸发挥才能的条件，使他有机会成名，而他考虑个人和家庭方面问题时仍然非常中国化……我的爸爸妈妈认为我们几个孩子已经彻底美国化，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中国特性。”

在卢爱玲夫妇俩的影响下，一家人生活在异国环境中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家庭的那种亲密和睦关系。人们可以看到，在卡托那度完周末的贝家人一直在他们最喜爱的意大利或中国餐馆用餐，然后他们各奔东西，投入下一周的工作。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当今的中国家庭几乎一模一样。诗书传家久，孝悌立根基，这种亲密关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孝道。贝家人很少发生口角或在背后互相说三道四，这与典型的美国家庭是截然不同的。一些朋友回忆，爱玲与聿铭一样，一直人缘甚好，留学期间，与周围人相处自如，夫妇都擅长交际。布鲁意的遗孀康斯顿丝·布罗伊尔说：“爱玲看上去完全是美国女大学生的模样。她苗条、漂亮、活泼，说话没有一丁点口音，夫妻俩真是天作之合，过去是，将来也会是。”

卢爱玲，这位祖籍虎门的大家闺秀，不仅完成了简单的相夫教子，而且担当起了助推一个家族兴盛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