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戈林 家族背景 青少年时代 纳粹德国的政军领袖

家族背景

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Marienbad）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HeinrichErnstGöring），母亲为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FranziskaTiefenbrunn）。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现在的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首长，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

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医师（HermannRittervonEpenstein）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KarlErnst）、两位姊姊奥尔佳（Olga）、波拉（Paula）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

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CarolineMariadeNeree）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

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予后者自己的名字“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地主贵族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算是半个犹太人。

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偷情，这段关系约自亚伯特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已返回德国。

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普鲁士柏林的弗列德瑙（Friedenau）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但子嗣众多的他不怎么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严谨。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

青少年时代

1893年1月12日，赫尔曼·戈林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外交官家庭。12岁时被送进卡尔斯鲁赫的军校，16岁时又进入柏林附近的格罗斯利希特费尔德高级军校。他对军校的学习和生活非常满意。1912年戈林从军校毕业后进入驻米尔豪斯的步兵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尔豪斯被法军占领，他两次率突击队打入该城。他注意到空军在当时和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想方设法进入空军。

1915年，戈林从飞行学校毕业后，驾机重返前线，立志要作最出名的战斗机飞行员。1917年因作战勇敢，获得3枚勋章。次年获最高战功勋章，并担任德国空军的王牌－－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大队大队长。战争结束后，戈林先后到丹麦和瑞典闯荡。1921年回国，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

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极为不满，听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讲演后，觉得与他的思想完全合拍，遂主动参加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赫尔曼·戈林投靠阿道夫·希特勒后，阿道夫·希特勒把从失业者中招募算来的冲锋队员交给他。赫尔曼·戈林按正规部队的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冲锋队指挥官，赫尔曼·戈林很快就成为阿道夫·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右手。1923年5月1日，戈林佩戴着勋章参加啤酒店政变，大腿中枪，被迫流亡瑞典和奥地利。

由于受伤不能及时治疗，为减轻痛苦，每天注射吗啡，赫尔曼·戈林逐渐对吗啡上了瘾，变得意志消沉，嗜毒如命。1927年大赦后，赫尔曼·戈林回到德国，先后任数家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次年国会选举，赫尔曼·戈林成为德意志民族社会劳工党12名国会议员之—。

1932年，赫尔曼·戈林当选为议长，成为显赫的政客。1933年初，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戈林任不管部长，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他利用职务之便，以4万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人员组成一支辅助警察部队，牢牢控制了占德国面积2/3的普鲁士

的局面。他利用“国会纵火案”，逮捕纳粹的反对者，巩固希特勒政权。同年4月，他把政治警察改为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不久，他取代巴本成为普鲁士总理。他伙同希姆莱设法使希特勒相信，罗姆可能策划政变，促成希特勒发动“长刀之夜”行动血洗了冲锋队。1933年5月，他被任命为航空部部长后，立即着手准备建立空军。

赫尔曼·戈林

个人生活

性格

戈林的个性十分复杂，在多种场合以不同的面貌示于人前，戈林传记作者马修·库珀（MatthewCooper）对戈林的评价即诠释了这点：“戈林这个人有如一个谜，他身上有着许多英雄和恶棍的本质，是一位融合诸多矛盾的人物，他既懒散又充满冲劲、既清楚现实又怀着浪漫之情、既残忍又和蔼可亲、既怯懦又勇敢、既文雅又粗鲁、同时有着精明、自负、幽默、冷酷等诸多特质，令人揶揄与厌恶。”

戈林时常因其看似愚蠢乃至狂妄的言行而为人所低估，但实际上戈林也在许多事务上做的很好，美国传记作家何伊特认为戈林是一位组织天才型的政客，他写道：“从最初的冲锋队训练起，凭着他（戈林）公众良好关系的能力网罗了工业界巨头、民航界精英的米尔希与鲁登道夫支持纳粹党、担任希特勒的外交特使、策划德奥合并和控制德国国内的大小经济环节等等……戈林实在太忙了。”作家罗杰·曼斐尔也写道：“尽管戈林在表面上看起来奢华无度、古怪荒诞、妄想自大到有时候甚至像个小丑，但实际上他能干又机敏狡猾。他的缺点在二战期间影响深远，也是最终导致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二次大战之初，戈林还将战争视作中世纪式的“骑士道”对决，他曾试探性地问过战斗机总监加兰特：“如果我要你对从战斗机跳伞降落中的飞行员开枪，你会怎么做？”加兰特道：“报告国家元帅，我认为这是谋杀，我不会执行此命令，也会尽可能阻止这条命令传到下面单位去。”而戈林对这答案非常高兴。

另一次，英军著名的空战英雄道格拉斯·巴德（DouglasBader）被德国空军击落而成了战俘，巴德没有双脚，他请求加兰特能否联络英方送来义肢，而加兰特便向戈林请示，后者高兴地答道：“我们当然会帮助他，加兰特，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历史学者欧文也论述道：“除了空袭华沙与贝尔格莱德两件具体事实外，戈林的作战方式比他的敌人更有骑士风度，不愧为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最后一任队长。”

尽管战争期间戈林领导德国空军失败，到了后期只过着吸食毒品、掠夺他国艺术品的奢侈生活，但战争结束后，戒除毒瘾的戈林恢复了战前思路敏捷、精明能干的头脑，在面对盟国检察官质问时，若情况有利于他即坦承以对、博取同情，不利时则闪烁其词，往往检察官的问题才刚说出口，戈林就察觉到其意图，借由利用他资料丰富的优势，导致检方的盘问一直毫无进展。

英国纽伦堡主审法官诺曼·博凯特（NormanBirkett）即针对戈林的个性与人格做出了评量：“戈林温文尔雅、精明干练、足智多谋，他很快就能看清状况，因而自信心越来越强，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戈林实实在在地主宰了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了不起的是，他在走上证人席之前根本没有公开讲过一句话，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显而易见，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也许具有邪恶本质，却十分出众的枭雄。”

种族观点

戈林被认为是极少数没有对犹太人抱持种族歧视观点的纳粹高级官员，他从小对犹太人就没有什么偏见，甚至私下对第二任妻子埃米承认犹太人比较精明。很多情况中可以看出戈林对犹太人的包容程度，如拯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帮助自己的巴林犹太夫妇和在空军中包庇犹太军官，他的得力助手——海尔穆特·韦尔堡和米尔希两人皆为二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他还亲自帮米尔希伪造血统证明书，成为“正统亚利安人”，后来戈林还说过一句话：“在空军中，由我来决定谁是犹太人。”

另外，从私人关系来看，戈林长久以来一直否定种族问题的存在，还曾认为犹太人的公司可以资助纳粹，在纳粹取得权力的前期，戈林在反犹主义的会议中还常以“紧急公务”为由开溜。

1935年的《纽伦堡法》通过后，戈林对纳粹政府的种族政策不再装作视而不见了，但尽管如此，当埃米向他要求以其权力从盖世太保处保释某位犹太朋友时，他还是帮了忙，这还让他有过犹太人密友和自由主义份子的好名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戈林并未真正关心犹太人的福利与安全，他更注重的是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戈林曾质疑希特勒的犹太人观点或作法。

1938年11月10日，纳粹政府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指挥下，煽动德人为巴黎的德国大使馆职员被犹太青年刺杀一事报仇，发动了后人称作“水晶之夜”的大规模犹太人迫害行动。戈林闻讯后仓促于12日召开紧急会议检视局势，并在会中大发雷霆，怒斥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被烧毁了，使德国保险公司原本就已高筑的债务又更加攀升，“简直要把人逼疯了！”他还以嘲讽的口吻指责出席会议的海德里希：“我倒希望你杀了两百个犹太人，而不是毁了那么多财产。”

后来1939年1月，戈林根据本次会议的结论成立了“犹太移民办事处”，交由海德里希指挥。1941年时，戈林更是下令海德里希解决“犹太人问题”：

为补充1939年1月24日交派给你的任务，亦即根据现况以最佳方式进行移民和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本人兹在此指示你，就组织、财务及物资等事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势力范围内欧洲犹太人问题……本人更责成你尽速成交一份整体计划，列出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和行动评估。

尽管命令中并未写到使用屠杀的手段、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表示对集中营事务完全不知，但不为纽伦堡的法官所接受，美国检察长杰克逊表示：“戈林带头侵害犹太人，迫使他们逃离德国，流往异乡……亲手签发二十几份迫害犹太人的政令，却从未怀疑过有消灭犹太人的计划。”

至于斯拉夫人，戈林对他们的手段则相当残忍，他曾授权给党卫队领袖希姆来进行波兰的“德国化”政策，令波兰人被奴役进行强制劳动、强制迁移到屠杀，这些命令文件上都可见到戈林的签名。在发动侵苏战争前，他曾于1941年5月2日向幕僚说道：“战争进入第三年时，我们的军粮必定完全取自于苏联，这场仗才可能继续打得下去。而无疑的，如果我们的所需都来自当地，则数百万人必将饿死。”

同年11月，戈林向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半开玩笑地说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为了希腊人挨饿而过度担心，别的民族也会受到同样的不幸。在苏联战俘营中，战俘把能吃的都吃了，包括皮靴的鞋底，之后他们开始吃自己人，更要命的是，竟然还把一位德国士兵吃了。

今年内，苏联会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死于饥饿。或许这样也好，反正有些国家本来就会饿死一大半的人。如果本来不会饿死的却饿死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显而易见，如果人类注定要饿死的话，你我两个民族会排在最后。”在1941年尾，德军俘虏了约400万的苏联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因希特勒的政策而遭到饿死的命运，剩下的三分之一中也只有约40万人能送到德国后方充作生产军火的奴工，戈林尽管知道德国军火业有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希特勒谋杀数百万俄军战俘时也并未阻止，也因此他被认为在此事上必须负大部分的责任。

奢华的生活

在纳粹高官中，戈林以其生活奢华为名，不单是生活上的必需品都想用当时最好、最高级、最流行者，他的私人收藏也极多，按照后来盟国的专人鉴定，戈林的收藏品至少值1亿8000万美金、收集的画作多达1300幅。戈林的奢侈态度反应在许多层面，他饲养狮子、在别墅放置大型的火车铁路模型、恢复了魏玛时期禁止的勋章奖励制度，并言道：“魏玛政府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缺乏荣誉与奖章。”戈林还亲自设计了空军的新制服，并规定每位军官都要配有军刀和佩剑。戈林此一作风多少也使空军部份将官跟着腐败了起来。

在与第二任妻子埃米再婚时，戈林举办了一场极为盛大的婚礼，出动了200架飞机、3万官兵列队，也邀请了诸多外国宾客，其中的英国大使做了如下评论：“我看他的虚荣与欲望除了皇帝的位子外，没有其他可以给他追求的了……再往上的话就是进断头台了。”美联社记者路易斯·P·洛克纳（LouisP·Lochner）也写道：“仿佛是皇帝结婚……戈林是那种人们不能对他发火的人。他的虚荣心很强，他对浮华的嗜好天真得简直让人发笑，但人们也不管它。”

按照米尔希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每个月会给戈林3万马克的特殊津贴，但米尔希也补充这点钱根本不够戈林花一个月。

家庭

在一次大战前期，戈林曾与毛特多夫的一位富家千金玛莉安娜·毛瑟（MarianneMauser）坠入情网，但她的父亲对于身无财产的戈林并不欣赏，只是鉴于玛莉安娜已为戈林所迷倒而勉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战争结束时，身无分文的戈林被女方父亲所拒，这段恋情因而成了历史。

1920年的一天，正为瑞典航空公司担任职业飞行员的戈林接了瑞典贵族埃力克·冯·罗森伯爵的生意，后来在伯爵城堡过夜时遇见了其夫人的姊姊——卡琳。卡琳比戈林大五岁，她与丈夫尼尔斯还有个八岁大的儿子托马斯，但她并不爱尼尔斯，一心在寻找一位如齐格菲般的英雄人物，卡琳对年轻的战争英雄戈林一见钟情，而当时的戈林也是生性浪漫、容易动情的人，两人因而坠入情网。

卡琳因此最终和尼尔斯离婚，后者对卡琳相当地宽容，不仅同意离婚，还给了她一笔钱供其生活。卡琳后来与戈林结识了希特勒，并成了其崇拜者，她曾于一封信中写到对该人的看法：“我想，我们世界上100年来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人了，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纳粹党于啤酒馆政变失败时，卡琳与戈林逃出德国，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戈林还染上了毒瘾，瘾头发作时还会对卡琳拳打脚踢，但她始终对戈林不遗不弃。

后来戈林重返政治舞台后，卡琳也进入了上层社会，常为戈林张罗宴会。然而卡琳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于1931年10月17日因心脏病去世，戈林极为难过，他泪流满面地向卡琳的侄女说他一切的努力与荣耀都只是为了让卡琳过上她为了自己所抛弃的生活。

1932年，戈林结识了年方40岁的埃米·索涅曼，她是一位出身汉堡的女演员，不仅外表出众，性格天真单纯、不谙政治、也有许多犹太朋友，她已与丈夫离婚。在戈林为卡琳离世而痛苦时，一直是埃米抚慰着他，两人交情也越来越好。但因为戈林终其一生深爱着卡琳（甚至第一件送给埃米的礼物就是卡琳的玉照），戈林一直不再婚，一直到旁人不断劝说此举并不代表对卡琳不忠以及希特勒亲自介入、要戈林给她个名分，戈林才于1935年4月10日和埃米结为伉俪。尽管戈林迎娶了埃米，但心中仍一直存在着卡琳的影子。

他后来动用公款，修筑了一栋如宫殿般辉煌的邸宅，命名为“卡琳宫”，还将两艘游艇也命名为“卡琳”，不过埃米心地宽容大方，并没有对这些事反对。1938年6月2日，埃米为戈林生下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的女儿，取名为埃达（Edda），由希特勒担任教父。由于戈林身形肥胖，被人嘲笑性能力有问题，纳粹党内还流传一个笑话，称埃达的父亲其实是戈林的一个副官，埃达的名字也意味着“一切归功于副官”（EsdanktderAdjutant）。

很长时间里，戈林一家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一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希特勒下令逮捕和杀害戈林一家为止。关于这点戈林一直相信是鲍曼所为，自己仍旧效忠希特勒；而埃米则认为希特勒疯了，戈林必须保护她的女儿，两人还因此大吵一架。战后戈林被捕，埃米也被关到集中营，埃达则被送至孤儿院。埃米在关押了五个月后获释，后于1973年6月10日去世。埃达则一直保持着单身，后移民到了南非（一说为仍定居于慕尼黑）。

荣誉

军阶

1911年5月13日：士官候补生（Fähnrich）

1914年1月20日：少尉

1916年8月18日：中尉

1920年6月8日：名誉步兵上尉

1933年8月30日：名誉步兵上将（CharakteralsGeneralderInfanterie）

1935年5月21日：航空兵上将（GeneralderFlieger）

1936年4月20日：大将

1938年2月4日：元帅

1940年7月19日：国家元帅

警察阶位

1933年9月14日：地方警察上将（GeneralderLandespolizei）

纳粹党组织

1923年3月1日：冲锋队总指挥（ObersteSA-Führer）

1931年12月18日：冲锋队中将（SA-Gruppenführer）、国家社会主义航空集团军中将（NSFK-Gruppenführer）

1933年1月1日：冲锋队上将（SA-Obergruppenfüh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