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1888一1964) 广东省高州县人。1957年9月-1964年10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回国后任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196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荣誉院士。
丁颖(1888一1964) 广东省高州县人。1957年9月-1964年10月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2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回国后任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196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荣誉院士。
丁颖
中国
广东省高州市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广东
男
1888年11月25日
1964年10月14日
丁颖(1888—1964),男,广东高州人,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华南农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曾任前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曾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首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40 余年,其主要成就在于运用生态学观点对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将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为地域分明、种性清楚的6 个稻作带,并指出温度是决定稻作分布的最主要生态因子指标,在国际上首次将野生稻抗御恶劣环境的种质转育到栽培稻中,育成的中山1 号水稻品种在生产上应用达半个世纪;选育成水稻优良品种60 多个,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40 多篇,这些论文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其中《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 《 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还主编了《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他用毕生的精力为我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在数十年的科研路上,他身体力行地体现着矢志为民、务实求真、身教以德、敬业乐群的精神,并实现了自己“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的誓言,无愧为蜚声国内外农业科技界的“中国稻作之父”。[1]
丁颖,字君颖号竹铭,1888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2]
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L.Subsp.indica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L.Subsp.japonica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籼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2000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丁颖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L.subsp.hsien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L.subsp.keng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Kato,hsien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Kato,keng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丁颖对收集到的6000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丁颖的稻种分类研究如种质资源保存是有创见与深远意义的。
丁颖是我国最早从事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利用,认为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地方品种是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它们的某些性状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现有品种或选育新品种最现实有效的途径。他在《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1944)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即凡是在一个地区长期栽培的地方品种,其群体必然存在占半数以上、能代表该品种的产量、品质和其它特性水平的个体——基本型,以保证品种群体的种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从事地方品种的系统选育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区制选种”法,即在选育过程中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该地方品种的原种为对照,采用小区种植法进行产量鉴定;选育出来的良种,最后送回原产地或类似地区进行试种示范。他与他的同事们运用此法先后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在原产地区推广。其中种植范围较广的有“白谷糯16”、“黑督4号”、“东莞白18”、“南特16”、“齐眉6号”、“竹占1号”等68个。
丁颖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丁颖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丁颖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水稻增产途径归根结底是改良种性和改善环境条件,以协调好品种种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1929)、吸肥特性(1932)、开花习性、产量相关(1936)等问题之后,于1955—1959年间,对与水稻产量形成密切有关的分蘖消长、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等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科研与教育均有裨益。 丁颖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丁颖曾进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这一工作加深了他从生态学角度开展水稻品种栽培研究的观点。他晚年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的是,丁颖还来不及对这项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就谢世了。遗留下来的工作由后人完成。这项研究验证了丁颖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作区域划分和品种分类的学术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分类上补充了品种光温反应型与熟性关系,把全国水稻品种分为14种光温反应型,为地区间的引种原则、育种目标以及一些特殊品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的科学的依据。
丁颖深受历代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国爱民,克己奉公的思想在早年就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群众观点增强,忘我奉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旧社会高官厚禄动摇不了他爱农为农的决心。工作中困难重重,他从不气馁,而且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他爱学生如子弟,总是谆谆诱导,诲之以理,导之以情。一位久居台湾年逾古稀的学生,因错过了参加丁老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颇感遗憾,事后特地带领老少三代,手扶拐杖,专程回母校向丁颖塑像献上一束鲜花,并三鞠躬致敬。
丁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细看、多问、勤记是他的一贯作风。
丁颖的著作和学术论点,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是他取得科学成果的保证。
丁颖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经上级批准,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藉以策励后辈勇攀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农业做出更大贡献。
1888年11月25日 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
1911—1912年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13—1914年 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1914—1916年 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1916—1919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1919—1921年 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1—1924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4—1925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1926—1940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1940—1942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1941—1945年 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1945—1950年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0—1964年 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1957—1964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14日 病逝于北京。
1 丁颖.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米食自给之可能性.中华农学会报,1933,113:1—4.
2 丁颖.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中华农学会报,1933,114:204—217.
3 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丛刊,农艺专刊,1949,6.
4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8(3):243—260.
5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
6 丁颖.关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1964(1):1—11.
7 丁颖.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作物学报,1964,3(4):357—364.
8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9 丁颖.水稻纯系育种法研讨.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452—478.
10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94—107.
1.丁颖·中国农业科学院
2.丁颖·茂名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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